文|逆北

王朝的兴衰更迭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一件极为普遍的事，而这种兴衰更迭不仅使古人对此方面研究反思颇多，也让不少今人对其兴衰的原因颇为津津乐道。但是津津乐道归津津乐道，如何去认识与分析这种兴衰的原因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元朝的衰亡的分析便是如此，在今天的史学界，有不少人坚持“未接受全盘汉化”应该为元朝的覆亡来负责，可是这种观点是极有待商榷的。

首先对于“汉化”便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义。什么是汉化？是使统治集团接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还是模仿原先的中原王朝建立起一套文官治国的体系。如果这样定义的话，那么元朝统治者显然或多或少都做了，只是在践行的程度深浅方面，后世会有不一的评论。而这便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实行汉化措施，那么这种汉化措施应达到怎样的程度？很显然，这也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

（蒙古骑兵在作战）

那么造成元朝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不妨就从必然性与偶然性两方面来略作分析。

“红巾军”起义耗尽最后一股元气？

“石人一只眼，搅动黄河天下反”。这句话可算是是对当时元末负责疏浚黄河河道的河工在白莲教组织下发动起义的场景的真实写照了。元顺帝当政后期，帝国的不少地区都遭遇了或多或少的自然灾害（以及随之而来的传染病），一部分地区在地方精英的组织下得以暂时维持现状，可是更多地区的民众则仿佛因突如其来的灾难而坠落万丈深渊。

元政府显然也极度缺乏处置这方面问题的经验，并多不少地区的告急文书作壁上观。在灾害引发的民变的刺激下，整个帝国也逐渐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揭竿而起的元末农民起义军）

自然灾害的集中性爆发与元政府的无能自然是引发全国起义与暴动的一大重要原因。可是需加以关注的是，不少王朝在覆灭的前夕都曾有过自然灾害的威胁（例如明朝），所以光用自然灾害来论证显然是说不通的，那么除了这个（偶然性）原因外，还有哪些问题成为了压垮元帝国这匹虚弱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笔者认为，矛盾的集中式爆发都有一长期积累的过程，我们不妨去从一个王朝覆亡之前的历史来寻找答案。

经略江南的失误

南宋灭亡后不久，忽必烈政府很快便把目光投向于对新占领地区的巩固与发展。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虽然蒙宋在川蜀等地区的激战十分惨烈。可是自南宋的襄樊一线失守后，随着宋军有组织抵抗的减弱以及南宋方面投降之风的弥漫，蒙元军队也未再遇到更有力的抵抗，而是高奏凯歌开入了南宋的国都临安。忽必烈等也注意维持军队的纪律与协助安定地方秩序，所以当时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经济也在战争的波及中仍保持了一种高水平的发展状态。

（蒙元攻宋战争）

可是当时的北方地区同南方相比则相形见绌了，一方面，长期的战争让北方损失了大量的劳动力（包括大量土地的抛荒），另一方面，以忽必烈为首的新政府的建立也为这块经受战争折磨的土地带来了大量“非劳动人口”，这种吃饭问题在大都一带反映的尤其明显。

（南宋军队的骑兵）

除此之外，忽必烈的对手窝阔台家族等在漠北频频发动战争，对忽必烈的地位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因此为了巩固自己家族的“龙兴之地”，忽必烈等又不得不在西北地区屯驻了大量的野战军，而这些军队的补给同样由中央政府来负担。这无疑让草具规模的元初财政体系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放眼当下，光靠北方地区来负担这些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以江南地区财赋来接济北方的“南粮北运”工程顺势开启了。

江南地区的粮食的转运在元代是以走海路为主的，这项计划一开始由被元政府所招安的海盗头目所负责，后来这些海盗头目因谋叛被诛杀后，元政府便派专人进行调拨。随着大量的粮草由海路源源不断的运抵大都等地区，西北战事的胜利天平也开始逐渐偏向于忽必烈的政府军一面。江南的财赋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但是为人所忽视的是，元政府在初尝到了海运的甜头后，便愈发的依赖于江南地区财赋的供给，到了元中期，甚至出现了在当地进行过度的粮食征收，以达到满足大都方面需要的事情。这一方面固然与大都方面不断增加的人口等有关，可是粮食由江南运往北方的环节中，是否也有趁机利用这项“国家工程”进行盘剥和谋利的寄生虫呢？无疑，无论是大都方面的需求，还是粮食转运过程中所产生的合法与非法成本，都大大加剧了江南地区的负担。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大都方面一面加大对江南剩余财富的榨取，一面又不肯对江南地区的精英集团提出的有关政治权力分享的诉求进行认真的考虑。帝国内部的离心化之倾向，从一开始便种下来了。而江南地区在整个元代虽在经济作物（如棉花）的种植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可是在满足来自大都方面的需要的“中心任务”下，江南地区的发展后劲也被大大减弱了。而这，显然也为元帝国最后的崩溃埋下了祸根。

（元代棉纺织领域的先驱——“黄道婆”）

特权阶层之滋生

在先前所谈及的元代海运中，我们已提到，有一部分官员对粮食的转运进行层层盘剥，产生了不小的非法成本，而这些成本无疑是由底层平民所负担的。但是除了这一特定领域的腐败现象外，在整个帝国还存在着一个特权阶层，他们主要是是由蒙人与汉人中的军功贵族、穆斯林商业精英所构成的。

他们的存在以及子孙后代对他们官位的承袭，不仅让帝国政治的发展愈发的走向保守并趋向停滞，同时也波及到了其他的方面。一些有识之士试图以恢复被中断的科举考试来更新官僚队伍，同时也试图靠皇帝的支持，去压缩特权阶层的编制来减轻财政的负担。但是却无疑都遭遇失败。

元朝虽为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王朝，可其征服色彩却极为浓厚，蒙古贵族（包括皇帝在内）对占据人口多数的汉人一直保持着极高的警惕。即使是被认为开明的元世祖忽必烈，也在灭宋之后开始疏远汉人儒生。

因此，恢复科举制以使更多体制之外的人进入政府的措施自然难以实现，虽然科举在短时期内的重开（如元仁宗时期）也选拔了一部分汉人官员，可是大多职位低下，且不久后就遭到了罢免。特权阶层也因此而得以继续膨胀，并逐渐拖垮整个帝国机器。

这从表面上来看固然与元朝特权阶层拒绝所谓“汉化”（扶持经典儒学）有关，可是其本质则是围绕权力所展开的博弈与争夺。因此，以抵制“汉化”来作为元帝国覆亡之主因，未免有一种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嫌疑了。

参考文献：

（明）宋濂等著《元史》 中华书局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 黄彰健校勘《明实录》 中华书局

孟森《明清史讲义》 商务印书馆

吴晗《胡惟庸党案考》 商务印书馆

吴晗《朱元璋传》 三联书店

李治安《元史十八讲》 中华书局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三联书店

葛兆光等著《殊方未远》 中华书局

杉山正明著 孙越译《蒙古帝国的兴亡》 甲骨文丛书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法）谢和耐著 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居民日常生活》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