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辛亥年后，日本政府于1913年正式承认中华民国。
但是，在条约国书之外，日方又密告内阁各大臣和军方首脑，“在帝国政府内部及与第三国之寻常往来公文中，今后一律废除‘清国’之称而以‘支那’代之”。
1913年9月，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奉命拜访日本外相，要求废除“支那共和国”称呼而改称“中华民国”，但后者以已有此种先例为由予以拒绝。
尔后，在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1919年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期间，中方对日方使用“支那”称呼进行过抗议，但均未获理会。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中呼吁国人赶快废弃“支那”这一名词，其中不无愤慨地表示：
“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
……吾新建之中华二字国名，日人日报攻击吾为自尊自大鄙夷他国所起，竟否认吾之存在，绝口不道，偏呼吾曰支那，矢口不移，而国人恬然自若，不独不怪，此予不胜大惑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此期间，“支那”一词开始成为一个带有侮辱性的名词。而对此最为敏感的不是别人，正是民国年后前往日本留学的学生群体。
郁达夫
如在此期间留学日本的郁达夫即在其代表作《沉沦》中写道：“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
在另一部小说《雪之夜》中，郁达夫又写道：“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龄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反日情绪的高涨，“支那”是侮辱性称呼的观点得到普遍的传播。如此前留学日本的王拱璧即在《东游挥汗录》中抨击说：
日人在甲午年后称中国为“支那”，并以此为国民教育，“每逢形容不正当之行为，则必曰‘支那式’，借以取笑，此种教育早已灌输其国民之脑海。
迨至今日，虽三尺童子，一见华人，亦出其一种丑态，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华人之万恶也者。”
此外，日本不称“中华民国”而称“支那共和国”，是“不以国家视我”；日语中“支那”的读音シナ（音‘西那’），有将死之意，有物件(俗称东西)之义，有着明显的侮辱故意。
在国人的情绪反弹下，一些日本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如日本教育家荒川五郎在1922年的某次演说时即表示：
“……我辈日本人平素对彼等（留日学生）之待遇，实多值得遗憾。连宿舍之女佣及商店之伙计，亦持冷骂冷笑态度……”
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此时中日地位的强弱互换。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留日学生内心的“弱者敏感”及对尊重的渴求并不为多数日本人所了解与理解。
相反，他们倒为此感到奇怪：这些新留学生们，到底怎么了？
这就是所谓的强国弱国心态互换所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年后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心态的不断强化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