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直到君士坦斯二世的历代帝王，最后这位倒霉皇帝被刺杀时是公元668年，正是唐高宗李治的统治后期，熟悉历史的读者很容易就想到，在他之后就是阿拉伯帝国的大扩张时代，往后这一个世纪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注定是不好当的。首先经受考验的是在位18年的君士坦丁四世，他带领帝国顶住了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4年的围攻，并在678年击溃了阿拉伯舰队，然后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展开了驱逐阿拉伯人的反攻，也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了。不过他的作为不止于军事，其另一个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举动是召开宗教会议并将基督教中的一性论定为异端。从而解决了部分帝国内部的宗教纷争问题，不过帝国在这方面遇到的麻烦远不止这些，未来光是“破毁圣像运动”就让帝国内部争吵乃至内斗了几个世纪。
由于中国不是一个宗教性的社会，一般读者对这类宗教信仰的争执并没有感性认识，当然现在的欧洲也已经基本不是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地区，那里的欧洲白人都已经失去了信仰，所以带着伊斯兰教信仰的移民才会显得更具影响力。但在中世纪，拜占庭帝国是一个标准的政教合一的帝国，其皇帝既是人界的帝王，也是基督教教廷的首脑。帝国的臣民既是世俗的奴仆，也是他的教众，所以解决宗教信仰上的问题对于帝国的长治久安是绝不能忽视的根本问题。当然，这或许也是拜占庭帝国能坚持那么长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君士坦丁四世之后出现了一个以“二进宫”出名的皇帝查士丁尼二世，此君先是做了几年皇帝后被政变推翻并割掉鼻子流放，后来借助保加尔人的帮助复位后，最终因为不得人心和运气差再次被政变推翻并被处死。总之他这一番苦命的折腾就过去了26年，更麻烦的是他死后拜占庭也没有消停，而是继续在政变和苦命兼短命帝王的戏码中煎熬，连着换了好几位帝王，直到717年利奥三世并开创了伊苏利亚王朝。
利奥三世
利奥三世属于一个很典型的逆转未来的强人，他再次诠释了拜占庭皇帝和将军的辩证关系，本系列文虽然说是谈论君臣将，但罗马的体制本身就决定了将军是可以随时转化为皇帝的，战而优则帝不是稀罕事。利奥三世是在阿拉伯人大军压境之际起兵迫使迪奥多西三世退位，成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帝国的皇帝。事实上我们可以把从利奥三世登基的717年到1071年曼齐刻尔特战役之间的这三个半世纪看做拜占庭帝国，同时也是罗马帝国最后的辉煌期，1071年之后大部分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都逐渐被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占据，要知道这个地区是拜占庭帝国的国本所在，失去了这个地区后无论多么贤明睿智的帝王在殚精竭虑的图谋复兴，都最终只能是苟延残喘，这里有一个花絮值得提一句，那就是1081年拜占庭的使者还曾像正在任命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的宋神宗求援，以帮助收复领土。
说回到利奥三世，他有点类似刘裕这种人，出身不过是小亚细亚一个叙利亚血统的牧民后代但能力很强，据说早期靠着各种钻营手段开始往上爬，并靠着军政才能一直做到了安纳托利亚军区司令。后来他自立为王并和身在君士坦丁堡的迪奥多西三世皇帝对抗，此时正值阿拉伯人大军压境，他就和阿拉伯人达成秘密交易，在阿拉伯人的支持配合下领军进入了首都，夺取了政权。戏码到这里为止似乎还是石敬瑭或者吴三桂的格调，但是随即，利奥三世全然不顾答应阿拉伯人的条件，而是立即翻脸不认人的上演了一出力挽狂澜救亡图存的岳飞大戏。
利奥三世上台后，面对的几乎是拜占庭帝国开国以来的最低潮，同时又是阿拉伯帝国扩张最高潮。当时国势如日中天的阿拉伯帝国可以调动远超过拜占庭的兵力，我们知道阿拉伯本来是一个半岛的沙漠游牧民族，但是他们和蒙古人一样，都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攻占了叙利亚和北非沿岸地带并占有了那里的造船厂和技术工人后，阿拉伯人立即学习组织和建立了一只强大的海上力量，依靠这支力量，他们对高度依赖海洋的拜占庭帝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顺便说一下，伊斯兰势力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都在地中海上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其对基督教地区沿海地带的侵袭成为了很长时间里基督徒们可以制小儿夜啼的噩梦，直到1454年的雷班托之战后才开始减弱直至消失。
而公元717这次的进攻中，阿拉伯人采取水陆并进，试图以泰山压顶之势一举解决掉拜占庭这个其通往欧洲腹地的通道上的绊脚石。其陆上兵力有多种说法，多的有说20万，少的也说有12万之数，这支兵力自然是此时刚从内部纷争和外敌打击中勉强立住脚的拜占庭所无法抗衡的，经过了查士丁尼大瘟疫和多年内乱的拜占庭兵力极度匮乏。
因此当时临危就位的利奥三世重点加强了面对巴尔干方向的陆地防线，依托城墙建立起坚固的防线，首先稳住阵脚，同时结盟保加尔人共同打击阿拉伯人。阿拉伯的陆上兵力被夹在了城墙后的拜占庭人和北方的保加尔人骑兵之间，陷入困境。同时利奥三世充分利用“希腊火”（拜占庭帝国所发明的一种可以在水上燃烧的液态燃烧剂，主要应用于海战中）来从海上打开局面。当时为了征服拜占庭，阿拉伯人派出了庞大舰队，据说包括1800战船，并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路封锁君士坦丁堡面向黑海的出口，一路则封锁其面向爱琴海的出口，如果真的可以彻底封锁拜占庭的对外通道，必将沉重打击拜占庭的经济和士气。但拜占庭海战利器在手，要的就是选择合适的时机一击必杀。利奥三世首先在其金角湾通向海峡的开口处建立了由巨大铁链封锁的防线，从而获得了可以主动选择出击还是防御的有利地位。最终在发现了战机后果断出击连战连胜，摧毁了阿拉伯人的舰队，这就使得战争形势逆转，君士坦丁堡可以继续通过黑海获得外部的物资补给，而阿拉伯的陆上大军却是物资匮乏，加之遇到了罕见的严寒天气，冻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最终阿拉伯人不得不在第二年全面撤退，更悲催的是撤退途中其海军又遭遇风暴和火山爆发而几乎全军覆灭，陆军也是死伤惨重，历史上有人估计阿拉伯人损失了十几万人，不管是否属实，阿拉伯帝国遭到重创是肯定的。
这场战役就是阿拉伯人对欧洲方向冲击的最高潮部分了，从此他们基本就再没有真正威胁过君士坦丁堡这个欧洲大门。不过要注意的是，这场战役之所以如此更重要的原因是利奥三世从此极大地树立了威信，继而又利用这种威信强势推进了拜占庭的改革。首先他加强了军区制，之前我们有过简要的介绍，这个制度和同时代东方唐帝国的节度使制度有些相似，都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后，在各个军区实现军政权力的一体化，从而极大的增强了地方对外敌入侵的抵抗能力。军区制也有音译为塞姆制，而这个词具考证最早是起源于希腊语，有安置的意思。而事实上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崛起并席卷拜占庭在近东和北非的领土后，大批不愿意接受阿拉伯人统治的军民逃入了小亚细亚，当利奥三世不断反攻收复小亚细亚时，也确实不得不以军区来接受和安置这些背井离乡的原帝国军民。就如五胡乱华后大批难逃的汉人被安置在江淮一带，成为战斗力强悍、渴望复国和复仇的北府兵一样，这些集聚了逃难军民的军区也在对抗阿拉伯人的作战中展现了较强的战斗力。
因为有这些财政和军事资源可以主动运用的军区，拜占庭得以在面对外敌时实施有效的弹性防御，也就是说，当强敌大军进攻时，这些军区就成为敌人一时间难以彻底攻克的堡垒，而如果敌人试图像过去那样沿着小亚细亚长驱直入兵临君士坦丁堡，那么这些军区也有足够的力量对敌人的侧翼和补给线进行打击和骚扰，从而有力的配合中央军队的作战。可以说，在收复了小亚细亚和部分叙利亚地区，并有力贯彻了军区制度后，拜占庭帝国已经再次重振了国家的军事能力，其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后来740年阿拉伯人再一次试图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利奥三世布置的伏兵在阿克洛伊农战役歼灭了包括阿拉伯人当时的名将巴塔尔在内的两万先头部队，从而彻底终结了阿拉伯人可以威胁帝国安全的时代。不过和唐帝国面对的安禄山这样的强大的节度使叛乱问题一样，拜占庭早期的这些军区也规模偏大，其很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军事强权而威胁到帝国的权利中枢，而现实中也是如此，几个军区经常出现叛乱和对帝国中枢的军事干涉，因此后来这些军区被逐渐细分为更小的单元，当然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军区的军事能力也不断下降，实在是鱼与熊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