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宋史时，常被提到比较多的论题之一是关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事。常常传播的关于“杯酒释兵权”富有戏剧性，是比较精彩的故事，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似乎没有受到史学家们的质疑。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便出现了质疑的观点。
虽然在北宋初期，亲自经历过“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对执掌兵权的将帅一直有提防之心，对武将掌兵权的问题十分敏感，所以，他极有可能采取措施来解除当时的老将们的兵权，但是，历史上真的有“杯酒释兵权”吗？宋王朝开国的武将们的兵权是如何被解除的？赵匡胤解除武将们兵权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到底对历史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借助于真实的历史资料，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讨论清楚的。
赵匡胤（剧照）
第一，“杯酒释兵权”的真实状况是怎样的？
首先，“杯酒释兵权”这一事件流传很广，在宋初应该算是一件大事，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在北宋官方编写的重要史书上却没有记载。比如，在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并没有见到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此外，在元末，以《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等作史料而编成的《宋史·太祖记》也没有提到关于“杯酒释兵权”的事。那么，宋初如此重要的一件大事，为何宋朝官修的史书却没有记载呢？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还是因为宋太祖解除了开国将帅们的兵权属于“过河拆桥”，官编史书不适合记载或当时的史官们不敢如实记载？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历史问题。
“杯酒释兵权”
其次，现存的关于“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载，是北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所写的《丁晋公谈录》和北宋仁宗时期的宰相王曾自己编写的《王文正公笔录》。
北宋丁谓《丁晋公谈录》的记述是：
“在相府，或一日奏太祖曰：‘石守信、王审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此二人岂肯作罪过？’赵曰：‘然。此二人必不肯为过，臣熟观其非才，但虑不能制伏于下。既不能制伏于下，其间军伍忽有作孽者，临时不自由耳。’太祖又谓曰：‘此二人受国家如此擢用，岂负得朕？’赵曰：‘只如陛下，岂负得世宗？’太祖方悟而从之。”
丁谓《谈录》的这一记述表明了几个要点：一是谋略家赵普意识到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所以才向赵匡胤建议，要求解除他们的兵权，而赵匡胤听后并不以为然，认为石、王两位武将是他的老部下，是不会冒着犯罪的危险而造反的；二是赵普继续劝说赵匡胤，认为石、王两位老将是不会造反的，但是，他们缺乏统帅才能，制伏不了下属，若其下属造反，他们便身不由己了；三是宋太祖仍然表示：石、王两将享受国之重恩，是不会辜负他赵匡胤的，而赵普却以最敏感的理由来劝说赵匡胤，他反问赵匡胤：“就如陛下，当年怎么也负于周世宗呢？”宋太祖这才彻悟，便听从赵普的提议，罢了石、王两将的兵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丁谓的记述中，“释兵权”的策略并非是赵匡胤主动去提出来的，而是在赵普的再三劝说下才实施的策略；此外，在这一记述中并没有提到颇具戏剧性的以酒宴来释兵权的事。
北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的记述是：
“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相国赵（普）屡以为言，上力保庇之。普又密启请授以他任，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因谕之曰:‘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而言事者进说不已，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朕后宫中有诸女，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日无累公等。’守信等咸顿首称谢。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
王曾的《笔录》中有一点是与丁谓的记述相同的，那就是因为赵普再三建议，赵匡胤才采取行动释石、王两将之兵权。但是，王曾的记述对于释兵权的策略描述得更详细，说明了赵匡胤先与老将们回忆以往亲密无间的快乐往事，接着强调他与武将们亲如兄弟、义同骨肉，没有什么隔阂，只因为言官不断进谏，他才不得不考虑；最后，赵匡胤温和地、用推恩的方式表示，让老将们各自选择风水宝地，出守外藩，世袭官爵，有租赋收入也足以自奉生活，以此来优享晚年，此乃快乐之事。而且，赵匡胤还表示，宫中有他的几个女儿，可与老将们的公子攀亲，结姻亲而证明君臣之间亲密无间。在赵匡胤如此推心置腹、恩威并施地说服下，石守信等将心领神会，叩首称谢，于是石、高、王诸人各归藩镇，俱蒙皇亲婚约，以后二十多年，仍贵裔显赫。
值得注意的是，王曾的记述出现了“曲宴道旧相乐”的场面，也就是说，是赵匡胤召集石守信等到酒宴上来，边喝酒边谈话，以推恩的方式来释兵权。王曾这样的记述很可能是后来“杯酒释兵权”故事的最早版本。
赵匡胤
再次，司马光《涑水纪闻》《宋史·卷二百五十·列传第九·石守信》以及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各有对“杯酒释兵权”更形象更仔细的记录，但表现出较浓的故事色彩，似乎对历史事实是有夸张的描绘的。
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述，宋太祖得了天下之后，诛杀了李筠、李重进，并召赵普来问询治理天下之事，赵匡胤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赵普回答说：“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普还没有说完，赵匡胤拦住他的话说：“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这记述表明，赵匡胤有感于唐以来帝王频繁移位换姓，战乱不止，生灵涂炭，他想让他所建立的宋王朝能止息战事，让国家能长治久安，所以向赵普询问治国良策，而赵普听赵匡胤一说，认为赵匡胤有如此想法，乃是天下之福，于是，他提出只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才能使天下安定。
赵匡胤经赵普一说，立即明白，于是，上朝之后，便与老将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乘着酒兴，他支走左右侍从，对石、王等说：“朕若无你等大力支持，是不会有今日之成就，朕非常感念你等的无尽功德，但是，朕作为天子也是非常艰难的，还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朕现在一直不敢安心睡觉。”石守信等问其缘由，赵匡胤说：“此不难知道，朕居于皇位，谁不想占据此位呢？”石守信等听了，诚惶诚恐，顿首表示：“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说：“你等虽无异心，但你等之麾下如果想富贵又该如何？一旦将黄袍加在你等的身上，你等虽不想反，但也不得已了。”
石守信等人听了，顿首涕泣，表示不至于如此愚蠢，求赵匡胤怜悯，指示可生之道。赵匡胤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追求富贵的，不过是想多积些金银，能有更多娱乐，使子孙没有贫困。你等不如失去兵权，多置些好田宅，为子孙建立永久之业；多添些歌儿舞女，日日饮酒相欢，以享天年。如此一来，君臣之间，便可两无猜嫌，上下相安，这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再三拜谢赵匡胤，感恩戴德，认为是宋太祖诚心为他们考虑，是念及生死肉骨之情才诚心对他们说的。于是，第二天，石守信等都称身体有疾，自请解除军权，赵匡胤照准，使其散官就第，厚赏众将，并让武将后代与皇室缔结婚姻，此后，他换了一些资历浅的将领来带领禁军。
《涑水纪闻》的记述与上述丁、王的记述有两点不一样的：一是强调是赵匡胤主动召赵普来讨论治国方略的，是得到赵普的建议和启示后才采取释兵权的行动的；二是赵匡胤以做皇帝的难处，以担心武将们“黄袍加身”而寝食难安为由来要求老将们主动交出兵权。但是，《涑水纪闻》的记述也有上述记述相同的，即皆是以厚赏、结亲的推恩方式来换取武将手中的兵权。同时，《涑水纪闻》的记述与上述丁、王两人的记述相比，对于赵匡胤与石守信等饮酒谈话的过程写得更仔细更有戏剧性，显然，这样的记述能更有利于故事的广泛传播。
赵普（剧照）
《宋史·卷二百五十·列传第九·石守信》关于赵匡胤上晚朝之后与石守信等饮酒谈话而提出释兵权的事与《涑水纪闻》的记述，从文字到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之后，又有了一段记载：“太祖欲使符彦卿管军，赵普屡谏，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权，太祖不从。宣已出，普复怀之，太祖迎谓之曰：‘岂非符彦卿事耶？’对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普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未备者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太祖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负朕耶。’普对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
这一记载说明，赵普很执着，对于名位名高位盛的大臣掌兵权十分警惕，所以，当赵匡胤执意要让名位高盛的符彦卿执掌兵权时，他坚决反对，最后以“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这样尖锐的话来劝说，最终让赵匡胤取消了让彦卿掌兵权的旨意。赵普作为赵匡胤身边的第一谋士，深知赵匡胤的心思，能针对赵匡胤的敏感心理提出谏议，让赵匡胤采纳他的建议，有效地阻止了权臣符彦卿执掌兵权。
赵普画像
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载的是：建隆二年石守信、王审琦等赵匡胤的“故人”，各掌握着禁卫军，而赵普屡次建议赵匡胤将其授以他职，赵匡胤不许，赵普说明了石守信等人“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赵匡胤才醒悟。之后，赵匡胤召石守信等人饮酒，而酒酣时他借机劝说石守信等人交出兵权。
李焘这样的记述与司马光《涑水纪闻》的记述几乎是一致的。只是，在“释兵权”之后，对石守信等人的任职，李焘有了与上述不同的记载：“庚午，以侍卫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都点检、忠武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侍卫都虞侯、镇安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副都点检自是亦不复除授云。”
在这一记述中，王审琦、韩令坤、张令铎等皆被罢免军职，改任节度使，而仅有石守信任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但殿前副都点检也不再兼了，掌兵实权实际上也没有了。
虽然有人说《丁晋公谈录》对赵普的启奏轻描淡写，而《涑水纪闻》中对于“杯酒释兵权”的事描绘得绘声绘色，可能是编故事，不是那么可信，但是，《王文正公笔录》的编者王曾为人忠直刚正、行事作风严谨，他的所编写的关于“杯酒释兵权”的记述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至于说《太祖实录》《三朝国史》《宋史·太祖纪》等官编的史书没有记载“释兵权”这样重要的事，极可能是因为旨在维护赵匡胤的名誉。试想，宋王朝刚建立，太祖初登皇位，他很急地解除了开国武将的兵权，这属于是“过河拆桥”的政坛损招，若史书记载了，便会让人议论赵匡胤是“卸磨杀驴”，当时的史官们没有那么大胆，他们领着赵宋朝廷给予的薪酬，不该记的若记下了，会遭殃的。因而，官编史书没有记载，或是因为上面有政策，或是因为史官们怕惹麻烦而不敢记。
无论如何，根据上述的记载，关于“杯酒释兵权”，有几个事项是可以肯定的：
其一，凭着赵普的谋略以及与赵匡胤的亲密关系，而且由于赵匡胤有着自己“黄袍加身”的经历，并且由于他对于武将掌兵权特别敏感和警惕，无论是赵匡胤召赵普询问治国之策或是赵普因思虑老将掌兵权对皇权有威胁而主动向赵匡胤提出建议，谁的主意更早并不那么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解除开国武将掌兵权是赵匡胤和赵普商量好的对付老将的策略，也是宋初赵匡胤真实采取的政治措施。
其二，“释兵权”的事件发生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事件发生在这一时间应该是可信的，虽然有人质疑说根据宋朝礼制，当时杜太后去世，赵匡胤须服丧，不可能有酒宴，不可能发生“杯酒释兵权”的事。但是，根据《宋史·礼制》，宋朝的服丧是可以“以日易月”的，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以服丧二十四天来代表二十四个月。据《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礼院言：……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从杜太后六月二日去世，至六月二十五日，为二十四天，二十五日即可脱去丧服，所以，到七月有宴会并没有违反礼制。而且，据《宋会要辑稿·礼》记载，有建隆二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述，可见，赵匡胤与几位“故人”饮酒是完全可以的，“杯酒释兵权”发生的时间与服丧期并没有冲突。
其三，王曾所记载的“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的事应该是真的，这一宴饮的说法与《涑水纪闻》《宋史·石守信》以及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述有一致之处，这说明赵匡胤是通过与老将们饮酒谈天、拉近关系并许以厚赏、联姻来劝说老将们放弃兵权的，所以，宴席上饮酒的事该是事实的，“杯酒释兵权”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其四，上述的各种记载，都说到是赵匡胤召来石守信、王審琦等进行谈话的，而谈话之后，被“释兵权”，被解除兵权的到底是哪些将领呢？综合以上的记述，并根据《宋史》对宋初解去兵权的将领的记载，宋初被赵匡胤失去兵权的将领主要是后周时就与赵匡胤一起争夺天下的武将们，他们与赵匡胤曾经亲如兄弟，这些人资历老，是宋朝的开国功臣，且在军营中根基稳固，长期执掌兵权，这些将领该是包括后周义成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武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虎捷右厢都虞候张光翰，龙捷右厢都指挥使赵彦徽，检校太尉、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北面行营马步军都虞候慕容延钊，淮阳王符彦卿等。
其五，“杯酒释兵权”之后，宋太祖对于与老将家后代结亲的事还是信守承若的，比如，赵匡胤把守寡的妹妹嫁给归德节度使高怀德；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天平节度使石守信和忠正节度使王审琦的儿子；他还让其三弟光美做了张令铎的乘龙快婿。但是，在解除石守信等老将的兵权后，赵匡胤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在军中没有根基的人来担任禁军将领，并且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誉地位较低的将领来执掌三司，强化皇权对关键性的军队的直接控制，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主要结果。
“黄袍加身”
第二，“杯酒释兵权”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总的来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为了解除功勋老将的兵权，避免出现像他自己通过的“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那样的军事政变在宋王朝再次发生，他的目的是通过弱化军事统帅的控兵权来强化和巩固皇权至上的统治地位。赵匡胤曾对赵普说出了他的“卧榻”心结，表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深意，非常形象地表露了他“杯酒释兵权”的真实用意。
具体看，“杯酒释兵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目的：
首先，赵匡胤解除老资历、功劳大、军队根据深的将领的兵权，是为了确保朝廷的军事力量牢固地掌控在皇帝手里。
赵匡胤通过“释兵权”来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那种曾经是亲如兄弟的人因争夺权力而同室操戈可悲局势，解决因武将掌兵权而篡窃成风的严重问题，以杜绝宋朝可能再出现兵变的悲剧，以结束了宋之前常有的叛乱局面。因为赵匡胤自己有“陈桥兵变”的经验，所以，他使出“杯酒释兵权”这一招还是挺管用的。
其次，赵匡胤用“杯酒”的方式来实行“释兵权”是为了以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开国之后皇室与功臣名将之间的矛盾，避免王朝初期矛盾激化，力争在解决矛盾时尽量少付出代价。
一般说来，立国之前，武将与君王之间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战胜对手，能合力抗敌，而立国之后，君王与武将之间的矛盾便凸现出来，而“杯酒释兵权”便是赵匡胤以“软处理”的方式来解决他与武将们之间的政治博弈。赵匡胤的这些武将们适合于建国前的征战，但未必合适于在宋朝立国之后继续掌兵权，这些武将们能征善战，但大都是“贪财好色”的鲁莽将领，如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等。若继续让这帮武将掌兵权，极可能会酿成大乱。赵匡胤深知他麾下这些武将的品性，所以，他通过厚重的赏赐来使武将们聚财和享乐，通过许诺联姻来保持武将家的荣誉和地位，以换取他们手中的兵权。如此以温和和有效的方式来解决皇室与武将们在宋初的政治博弈，这一做法显然比之前的汉初的刘邦和之后明初的朱元璋对付功臣武将的大肆杀戮要文明得多，算是比较高明的处理办法。
再次，赵匡胤通过“释兵权”来降低禁军将领的地位，推动“轻武重文”治国之策的施行。
赵匡胤剥夺武将权力先是从禁军入手的，而且，与“释兵权”相应的还采取了配套措施，即降低了禁军武将的政治地位。起初，禁军最高长官殿前都点检不但为正二品，而且与文臣宰相处于相同官阶，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官阶也仅次于宰相。但在“释兵权”之后，禁军5个最高军职被废除，禁军原来的两司被分而为三，成了殿前司、侍卫马司、侍卫步司。三司均设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其中，殿前都指挥使降为从二品，副都指挥使降为正四品，而侍卫马、侍卫步司两司的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仅为正五品，三司的都虞侯仅为从五品。
显然，新设置9个三司长官其品位都比以前低了，这是武将地位降低的重要标志，相应的，武臣的品位在整个官品中的官阶也相对降低了。比如，节度使降为从三品；节度观察使降为正四品；观察使降为正五品；防御使、团练使、诸州刺史降为从五品。甚至原为武官最高职衔的节度使在宋朝时不再由武将专任，而是由宗室成员、外戚及前宰相等加衔。
所以，“释兵权”之后，武官官品降低了，而文臣官职却升高了，中书令和尚书令皆为正一品。宁欣在《中华文化通志》指出：“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以防范、遏制武将势力的发展，并以文臣知军事，重文轻武遂成定局。”
第三，“杯酒释兵权”有什么历史影响？
首先，“杯酒释兵权”创造了一种温和、和平地解决开国君王与功勋武将们之间的矛盾的有效发法，以比较稳妥的方法削夺了悍将们的兵权，很有成效地避免了掌兵权的武将的叛乱之举，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避免了唐末五代那样的混乱局面再出现。此后，使得专制一方的藩镇分化局势不再显现，既有效地地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同时，又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效率，这一方法为后世帝王和智臣们所重视。“杯酒释兵权”之所以长期流传，说明它被后世所重视，其明智之法、睿智之举，具有不言而喻的借鉴意义。
其次，“杯酒释兵权”之后，宋王朝采取了重视文官的政策，使文人有机会进入仕途，同时也提高了士大夫的社会政治地位，强化士大夫的责任意识，这对提到社会文化修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释兵权”之后，宋王朝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使更多的文人有机会进入仕途，而对武官的削弱和对文官的重视使得宋朝士大夫拥有前所未有的优越地位，社会上兴起了弃武就文的风气，而这一方面促进了宋朝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使社会文化修养整体上得到了提高，因为文人想入仕，就要有高的文化素养，这对于重视文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士大夫们因为担负其治政的任务，认为是肩负“家国”的重任，所以，他们的责任感空前加强，出现了很多“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官员执着于担负治政责任的典型例子。宋朝的文官比较团结，而且对国家和君王是比较忠心的。
宋朝“轻武重文”
再次，“杯酒释兵权”在另一方面，因为“重文轻武”，让文官掌兵权，同时，将军队管理权分割开来，这使得宋朝的军队逐渐弱化，最终断送了宋王朝。
其实，宋朝当时的外围环境并不安定，战争局势一直是险恶的，先是辽、夏、金，后来是金、蒙，他们以骁勇善战、强悍暴烈的争斗风格屡屡让赵宋王朝的军队很难有效抗拒，而“杯酒释兵权”之后，在宋王朝建立过程中能征善战的武将们的军权被剥夺了，代替他们的大都是没有战场经验，且在军队中没有号召力的新将领，由他们所带领的军队很难抵挡外族军队的入侵，这也是宋朝后来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的重要原因。
而且，在“重文轻武”治政策略的引导下，宋王朝让文官掌兵权，并且把对军队的管理权分离开来，调兵权由枢密院掌管；管兵权由三衙掌管；统兵权由皇帝临时指派钦差使臣掌握。此外，负责管理军队的枢密院和各级部队的统帅都是由文职人员或宦官担任，所有武将皆不能任统兵的将领。还有，宋王朝将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战斗力强的军队归属中央，成为禁军，而战斗力弱的兵将留在地方做厢军。厢军不善于战斗，软弱不堪，所以边防的防卫就变得非常脆弱，而禁军参与边防又不能长时间留守一地，按规定须隔年换防，如此一来，军队不停地在调动，将不识兵，兵不识将，懂军事的将领常被轮调，不懂军事的文官却成为统兵将帅，军队复杂繁琐的制衡机制得到了大大加强，但军队的战斗力却越来越差。所以，“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为防止武将造反、政权旁落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是“轻武重文”的策略和“以文制武”以及军事管理机构各部门之间矫枉过正的制衡机却使得宋朝的军队变得越来越脆弱，这成了北宋王朝走上衰败的致命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