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原名鸿基，小字黄来儿，又字枣儿，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世居陕西榆林米脂李继迁寨。童年时给地主牧羊，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
当时中原灾荒严重，社会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起义军中的主力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并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会战李自成。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顺治二年（1645年）5月17日，在湖北通城县九宫山遭村民误杀。（另有一说李自成死亡地点为为湖北咸宁市通山县九宫山。
李自成出生在米脂河西200里的李继迁寨，距他的老家长峁鄢六十多里（两地现均为横山地）。李自成的祖籍是米脂县李家站，在米脂县殿市镇有个村落，名叫李继迁村，当地人也叫做李家站，村里的人代代相传，是西夏奠基者李继迁的后人。据《米脂县志》记载：“米脂李姓，分太安里二甲李氏和永和石楼李氏。一支是太安里二甲，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而另一支李氏是由山西永和石楼县迁移到米脂的，二支李氏不属于同宗同室。太安里二甲的李氏，是一大族，遍及米脂城乡各处。”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到李家站。而这个李家站正是当年党项拓跋平夏部从甘肃东迁后居住的地方。据费密《荒书》记载，李自成在出生时，他的父亲梦见一个黄衣人进入土窑，于是李自成的小名叫做黄娃子（一说黄来儿）。初名鸿基，小字硙生，少年时喜好枪马棍棒。
明朝天启年间，陕北地区灾荒连年，官府粮差分文不减。李家生活非常困难。李自成小时候曾被舍入寺庙当小和尚，名黄来僧，并给本邑姬姓地主牧羊度日。十几岁丧母，不久父亲又去世。二十一岁那年，无依无靠的他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不久，因无力偿还豪绅文举人的债，他曾被戴上枷锁严刑拷打，后来在穷伙伴的帮助下，杀死文举人，又与侄儿李过逃往甘肃当边兵。当时，边兵的生活也很困苦，粮饷不足，军官又贪污、克扣军饷，兵士经常挨饿受冻。明朝末年的驿站制度有很多弊端，明思宗朱由检在崇祯元年（1628年）驿站进行了改革，精简驿站。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后，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的把总。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兵大举南下，京师吃紧。为了保住北京，朝廷急调四方军队赴北京防守。甘肃边兵李自成所在部队随参将王国向京师进发，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兵士们要求发饷，参将王国却克扣不发。于是，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被杀，兵民发动了兵变。李自成起事后转战汉中，参加了王左挂的农民军。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第一次入塞，北京震动，大将袁崇焕被崇祯帝凌迟处死。崇祯三年（1630年），王佐挂被明廷招降，李自成转投奔张存孟（不沾泥），担任队长一职。崇祯四年（1631年）四月，张存孟在陕北战败降明。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所以在崇祯六年（1633年），李自成率余部东渡黄河，在山西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同年，曹文诏率千余关宁军击败山西境内的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均逃到河南之后被曹文诏、左良玉等多路明军包围。然而，崇祯七年（1634年），后金军第二次入塞，曹文诏被调到大同抗金，被围农民军从王朴处突围。是年六月，新任五省总督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云集，误入兴安（今陕西省安康市）车箱峡（今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唯一出口为明军所截，“马乏刍（[chú]，喂牲畜的草）多死，弓矢皆脱”，情势危殆，李自成用顾君恩之计，贿赂陈奇瑜左右人士，向官兵诈降。陈奇瑜释放李自成等人，派五十多名安抚官，将农民军遣送回籍，甫出栈道，自成立刻杀安抚官复叛。
崇祯八年（1635年），洪承畴任五省总督后围剿民军，农民军退到河南洛阳一带。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在河南荥阳召开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方略。会后李自成与高迎祥、张献忠率部攻下南直隶凤阳，掘明皇室的祖坟，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杀宦官六十多人，斩中都守将朱国相。因争夺凤阳皇宫的俘虏小太监和鼓吹乐器，李自成与张献忠结怨，李自成分军西走甘肃。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被新任五省总督卢象升击败，包围在郧[yún]阳山区（隶属于湖北省十堰市）。高迎祥在黑水峪（今陕西省周至县黑河口）兵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杀。高迎祥残部投奔李自成，李自成便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农民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此举在两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迁安市东北）、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等人的激烈反对。崇祯和战不定，卢象升在河北巨鹿战死。清兵撤退后，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均被调往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在山中得以喘息。冬天，李驻扎在富水关南的生龙寨，并娶妻生子。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樊）再次反叛明廷，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此，李自成军队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崇祯十四年（1640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从后园弄出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同时，李自成没收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之后，在一年半之内，三围省城开封未果，最后一次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河决堤冲毁开封。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十月，在河南郏县败明陕西巡抚孙传庭。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攻下承天，被举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三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同月，杀与之合军的农民领袖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的贺一龙。四月，杀叛将袁时中。五月，张献忠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八月，督师孙传庭拥兵10万出关。李自成闻讯，即率主力北上，九月，两军对垒于郏[jiá]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北）。时值大雨滂沱，明军粮运不继。李自成一面动员百姓坚壁清野，使明军无法就地筹粮；一面派大将刘宗敏率万余轻骑出汝州，截断明军粮道。孙传庭闻讯大惊，不得已回师欲打通粮道。李自成率师追击400里，大败明军， 斩首四万余级。李自成乘胜挥师西进。十月，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改西安为西京，封功臣以五等爵。同时，更定政权机构，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事；六政府添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 增置省级机构，设节度使。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东征北京，二月初二（3月10日），在沙涡口造船三千，渡过黄河，攻下汾州（今汾阳）、阳城（今晋城市阳城县）、蒲州（今永济），隔日攻下怀庆（今河南焦作），杀卢江王载堙。初五日（3月13日）攻克太原，牛勇，王永魁等督兵五千人出战尽殁，初八日以守将张雄作内应，炮轰破城，蔡懋德自缢死。在太原休整八天。十六日，克忻州（今山西忻州），官民迎降，代州（今属忻州）守关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双方大战十余日，遇吉因兵少食尽，退守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后火药用尽，开门力战而死，全身矢集如猬毛，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余人登屋而射，全被烧死。三月初一日（4月7日）李自成克宁武关，前后死将士七万余人，伤亡惨重，《罪惟录》记“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李自成下令屠城。当晚，大同总兵姜瓖投降，宣府总兵王承胤降表亦到，又连下居庸关、昌平。三月初八日，兵至阳和。十一日，大顺军开进宣府，“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崇桢帝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并号召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五日（4月21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同时，刘芳亮率领南路军，东出固关后，真定太守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三月十六日，李自成部过昌平，抵沙河。十七日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炮轰城，入午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三月十七日半夜，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秘密谈判。据《小腆纪年附考》卷四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双方谈判破裂。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所部军，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时崇桢带着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宫，大臣皆己逃散，最后崇祯前往景山自缢，史称甲申之变。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于田贵妃墓中。
李自成入住紫禁城之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大顺军入北京之初，兵不满二万 ，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但从二十七日起，农民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大顺军于占领区皆设官治事，首为追饷，例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 ；在绛州，“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告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十三日，由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留守北京者为刘亮与李侔[móu]。据《明季北略》记载，李自成入北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
李自成进京之后，为瓦解明军残余势力，多次遣使招降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未果。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吴三桂进行一片石战役。战至四月二十二日，吴军渐渐不支。吴三桂乃降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三万余人，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撤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七月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于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于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清军攻陷太原，随即分兵南下晋东南，大顺军长治守将刘忠抵敌不住，被迫率部转入河南。至此，山西全省仅剩西南一角为大顺 军控制，李自成山西防线基本瓦解。十月下旬，清军兵分两路攻打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尚可喜等军由大同向榆林进兵，然后，从陕北南下西安。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耿仲明等部，从河南怀庆攻击潼关。李自成闻讯，勿忙率军增援潼关。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刘宗敏先战不利。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初四日，刘芳亮统兵出战，受到挫折，李自成亲率马步兵拒战，又被清军击败。初五、初六两日夜间，大顺军连袭清营，俱败。初九日，清军的红衣大炮运至，进逼潼关口。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堵截清军。十一日，清军先用红衣大炮轰击，接着大举进攻，相继攻入大顺军阵。大顺军仍顽强奋战，以骑兵300反击，又分兵迂回到清军阵后攻击，但都失败。这时，北路清军由阿济格率领，从山西保德州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围攻榆林。经十三天激战，潼关失守。李自成见清兵两路夹攻，陕西陷落已成定局，遂被迫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退入襄阳 ，“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三月，大顺军逼走南明将领左良玉，占领武昌，李自成计划乘舟东下，夺取东南作为抗清基地。但大顺军尚未准备充分，清军分水陆两路突然袭来，李自成仓促弃武昌向东南进发。四月，清军在湖北阳新、江西九江接连大败大顺军，切断其东下去路。李自成见东下已无可能，便掉头向西南进军，准备穿过江西转入湖南。五月初，大顺军到达湖北通城九宫山麓时，李自成率轻骑20余人登山探路，被当地民兵武装姜大眼杀死，尸首秘密埋葬，李自成战死后，农民军悲怒交集，立即扫荡九宫山区，对当地民众予以报复性打击。《明史》也记载，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城。大顺军余部称李自成为先帝，其妻高氏为太后，李锦推举李自成三弟李自敬为首领。
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被裁辍业，于米脂号召饥民起义，率众投农民军首领不沾泥，继投高迎祥，号八队闯将。六年，在农民军首领王自用病卒后，收其遗部2万余人。后与农民军首领张献忠等合兵，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击败明总兵邓玘[qǐ]，杀其部将杨遇春，随后转战山西、陕西各地。七年，连克陕西澄城、甘肃乾州（今乾县）等地，后于高陵、富平间为明总兵左光先击败。崇祯八年（1635年），与各路农民军首领聚会河南荥阳（一说无此会），共商分兵定向之策。遂转战江北、河南，又入陕西，在宁州（今甘肃宁县）击杀明副总兵艾万年等。旋在真宁（今正宁西南）再败明军，迫总兵曹文诏自杀。崇祯九年（1636年），在高迎祥被俘杀后，被推为闯王。领众"以走致敌"，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连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旋兵分三路入川，于昭化（今广元西南）、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屡败明军，击杀明总兵侯良柱。崇祯十二年（1639年），与复起的张献忠合兵破竹溪，移师截断明军粮道。后协助罗汝才于香油坪击败明总兵杨世恩部。翌年春，移师围洛阳，得守军策应破城，执杀福王朱常洵。旋挥师围开封，数攻不克，南走邓州，与脱离张献忠的罗汝才合兵，众号百万。后乘明军四路向河南新蔡、项城调集，遣精兵于途中伏击，致明军阵乱败逃，执杀明总督傅宗龙于项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与罗汝才以20万众再围开封，激战20余日未克，回师攻破河南襄城，俘斩明总督汪乔年和降明的农民军首领李万庆（射塌天）。十六年正月，重返襄阳，以“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口号安民。改襄阳为襄京，建立大顺政权，在汝州之战中歼明军4万余人，迫孙传庭败逃陕西。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他自己改名自晟。改西安为西京。设天佑殿大学士，由牛金星充任。增设六政府尚书等官。地方上增加省级设置，分全国为十二个州，官为节度使。同时发布开科取士，招揽人才。三月十七两路会师北京城下，于十九日破城，迫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今景山），推翻了明朝的统治。进北京后，首先是加强大顺政权的建设，其中主要措施有：任命官员，开科取士，选拔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一律受权将军节制；立即释放明锦衣卫狱中的犯人。严厉镇压作恶多端的明朝皇族和达官贵人。史称农民军“满街捉士大夫，拘系枷锁，相望于道”，一时“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杀之”。在大顺军的打击下，地主官宦“混稠人中，低头下气，惟人觉”，“赤体狂奔，四散逃命”。那些投顺的明朝官吏，也是丑态百出。每天在午门外，他们身着青衣小帽，“匍伏听点。平日老成、儇（[xuān]，聪明而狡猾）巧者，负文名、才名者，晓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俯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虐，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者，真是“种种丑态，笔不尽绘”，他们过去的那些淫威，在大顺军面前一扫无余。大顺军逮捕并处决了五百余名罪大恶极者。同时，宣布免除贫民赋税，成立“比饷镇抚司”，勒令明朝大官僚交出赃银，叫做“输银助饷”，由刘宗敏、李过等主持，追赃助饷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共得银七千万两。从而在政治、经济上打击了明朝的官僚地主，维护了农民阶级的利益。
农民战争期间，在义军控制的地区里，李自成采取了一些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如没收南阳、襄阳一带地主的“庄田”，进行耕种。同时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 ；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 。由于流动作战，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执行，但这些政策的本质，却同封建皇朝的繁重盘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攻占北京之后，在经济上，李自成明确提出“贵贱均田”之制，铸钱“永昌通宝”，平抑物价以利商品交易。保护农业生产，重申“马腾入田苗，斩之”和不准军士抢掠的禁令。陕西是李自成的故乡，义军所到之处，都对父老进行慰谕，凡军士妄杀百姓者偿命。责令官僚富户输金助饷，规定“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
在文化上，制定“甲申历”，废除八股对偶的陈腐文体，改为散文形式。“均田免粮”，这既是农民军的起义口号，又是一项政治纲领。这项政策客观上满足了人民对土地的渴望，因此，起义军深得人民拥护。在“割富济贫”，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呼声中，起义队伍迅速壮大起来。起义军的壮大与陕西的社会环境也有着直接关系，天启、崇祯年间，陕西连年大旱，朝廷不但没有拨付分毫赈灾银两，反而加紧催收赋税，加派横征，罗掘微财，人民群众要求打破这种残酷现状的愿望非常强烈，加入起义队伍就愈发踊跃。李自成及时采纳了谋士李岩的建议，响亮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割富济贫”的口号，这与人民的愿望非常吻合，义军的声势更是空前地浩大起来。在赋税方面，起义军除了实行以上大政方针外，还有具体发展经济的措施。其一、采取业主认耕的办法，把地主兼并了的土地收回来还给农户，让其尽快恢复生产。其二、积极帮助农民提高耕作技术，给农户分配耕牛和其他劳动工具，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其三、采取“输银助响”的办法，按照官僚地主在明廷中官职的高低确定助响数额。这项政策，既打击了地主富豪又赈济了贫民，同时，又确保了起义军的开支费用，这是“均田免粮”政策的主要思想。其四、开仓济民，拯救苍生，京、陕、豫、鲁的大批灾民因此得以活命。
李自成的这些赋税政策，可以说是深得人心。人们到处在唱“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是人民对起义军的声援，也是对李自成赋税政策最直接的支持。虽然李自成的起义最终失败了，但起义军用生命捍卫的赋税策略，以及建立合理社会制度的愿望，对赋税思想的影响仍十分深远。
李自成统军作战十余年，重视从严管理、训练部队；注意密切民众关系；善于把握战场主动权，常以灵活战法出奇制胜，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重要篇章。李自成征战10余年，推翻明朝，建立大顺政权，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虽未留下兵书战策，但史书中的有关记述反映了他的一些军事主张。李自成宣布“为救百姓，故起义兵”，因而提出“剿兵安民”的口号，立志以“仁义”之师，反抗官军，夺取天下。为争取民心，他提出“均田免粮”的主张。他着眼于提高作战能力，不断加强农民军建设。重视军队编组，将起义军区分为战斗部队和地方守备部队。战斗部队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以不同颜色旗帜区分，由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统领。以步兵、骑兵为主，另有炮兵、工兵、水军。重视改善武器装备，常用缴获的铳炮、火药、铁胄、骡马装备部队。重视练兵习武，规定将士四更即起，操练武艺；部队驻定“则校骑射，谓之‘站队’，及夜方毕” 。奖勇罚怯，培养起义军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重视军队纪律，要求将士严遵约束，按令行事。每到一地传牌申禁：“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用兵作战，灵活多变，“不用古法”。善于流动作战，以走制敌。率领农民军辗转于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粉碎明军多次围剿。为提高部队机动能力，骑兵“一兵必二三马，更番驰骤而不疲毙”。善于避实击虚，出奇制胜，以远程奔袭、诱敌入伏、声东击西、围城打援等战法，击败敌人。李自成对农民战争的认识及实践，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但他早期不重视根据地建设，后期治军不严，导致所部纪律松弛，战斗力日弱，以致大顺政权很快倾覆。
福禄宴
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朱常洵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也不表示一下。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攻洛阳。巨胖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别人逃的了，福王很快就被农民军寻迹捕获，押回城内。福王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哀乞饶命。李自成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条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农民军把他放入大锅中慢炖，笑看他在白汤佐料间上下翻滚。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
闯王刀法
闯王刀（五十三刀），相传此刀术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实用刀法，故名闯王刀。闯王刀以技击实践为中心，编排套路结构严紧，布局匀称，运动清晰，招术奇特，手法惊异，步法多变，美无花架，实而不华，马上步下均适用。攻如猛虎下山，具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防时稳如泰山，伺机相还。临阵应用，以攻为主，先发制人。其特点是猛、快、巧、准。关于李自成的闯王刀，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率大军三攻潼关，路经华州露泽院村，特将宝刀留在关帝庙内“保佑一方平安”。而另一种说法则为，李自成看到这里的香火旺盛，也想求关公助他一臂之力，所以把刀献到了关帝庙里。在《重修华县志稿》中确有记载，“‘闯王刀’系明末李自成监造，献于露泽院堡之关帝庙者，久不生锈，现匿存堡内。”
惨遭鼠疫
李自成军于农历三月进抵北京，有关文献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鼠疫已出现在北京一带，只因冬天气温低，鼠疫传播变缓，三月春暖花开，桃红杏白，跳蚤、老鼠开始趋向活跃，大规模的鼠疫暴发。李自成大军进京后感染了鼠疫，自然战斗力也大减，当然打不过清兵——尽管其数量远低于自己。并且败兵因此成了鼠疫传染源——文献记载“贼过处皆大疫”。因此李自成虽然此时财雄天下，可以大规模招兵买马，但新兵入伍即染鼠疫失去战斗力，兵力再多也没用，始终无法抵挡清朝的虎狼之师。鼠疫蔓延军营，且长时间无法摆脱，李自成的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那么，为什么清兵就没患鼠疫呢？欧洲人在研究十四世纪欧洲鼠疫时从留下的壁画及文字中发现，在鼠疫大流行中只有骑兵幸免于鼠疫。于是得出结论：鼠疫经跳蚤传播，跳蚤讨厌马味，所以骑兵不易被鼠疫传染！众所周知，八旗铁骑威震四方，清兵主要由骑兵组成，所以是不会传染上鼠疫的。尽管只有十几万军队，但未患鼠疫的清军战斗力自然在深受鼠疫困扰的李自成大军之上。鼠疫是当时中国人不了解的新型烈性传染病，无人了解、无法救治，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李自成的失败不可避免。
死因争议
李自成遇难湖北通城县九宫山，被清初的公私著述如《明史》、《乾隆御批纲鉴》、《绥寇纪略》、《见闻随笔》、《罪惟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所知录》、《甲申传信录》、《明末纪事补遗》、《明亡述略》、《永历实录》等诸多史籍所记载。但是，李自成究竟是怎样死的，却一直存在争论，《明史·李自成传》也无法搞清其殉难经过，少数史料也有以下几种不同说法：
自缢说。自缢者自尽也，自己上吊而死。其根据是清军统帅阿济格向朝廷的奏报，奏报中说：“……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但是后人认为，李自成久经沙场，果敢坚强，绝无自杀之可能。而且阿济格的说法，并非亲眼所见，故真实性甚低。
战死说。《通山县志》中的记载为：“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而《程氏宗谱》却是这样记载的：“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没有一个地方明确指出，程九伯的确杀死了李自成，而只是说杀死了李延。《米脂县志》《延安府志》等李自成家乡的史料显示，记载李自成乳名和名字说法很多，却唯独没有“延”字，陆续发现的大顺档案记载李延为大顺昭侯，不是李自成。
误死说。误死即误伤致死。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中说：李自成率二十骑到通城九宫山，他让将士留在山下，自己上山拜谒元帝庙。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在李自成跪拜元帝像时，被村民在身后用荷锸击伤头部，李自成当即昏倒“不能起”。这时村民一拥而上，“碎其首”而亡。村民搜其钱物时，发现“金印”，方知道杀错了人，“大骇，从山后逃去”。
搏斗死说。康熙年间费密撰写的《荒书》中说，“李自成率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时，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李自成一人和山民程九伯赤手搏斗，程九伯不是对手，被李自成摔倒在地，并骑在程九伯身上，“抽刀欲杀之”。但刀被血渍又渗人泥浆；一时没拔出。正在这时，程九伯外甥金某，从背后以铲猛击李自成头部，即刻而亡。而程九伯的宗谱明确记载“剿闯贼李延于牛脊岭下”，根本不是李自成，而且牛脊岭也不属通山九宫山范围。
夹山寺禅隐说。1981年，湖南石门夹山寺发现一座古墓，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奉天玉和尚违背僧规，按俗礼下葬，而葬俗又与本地葬俗不同，最后通过种种物证认为奉天玉和尚很可能便是李自成。但疑点十分明显：在奉天玉夹山出家的历史中，奉天玉和尚与当地官员交往密切，而李自成“陕北口音，四十岁多一点，一只眼睛瞎了”的相貌特征相当明显，很容易暴露身份，这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青城归隐说。在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文生家发现了一本抄录并补修于民国三年（1914年）的《李氏家谱》，经过考察研究，得出全新结论，李自成兵败后，化装为和尚投靠其在榆中青城的叔父李斌，晚年的李自成就生活在附近的深山大沟里，并葬于龙头堡子山下，经学者考证，《李氏家谱》中李自成除姓名与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相同外，其余与李自成的籍贯、故里和祖辈、父母及夫人姓名等均不相同，显然不是大顺皇帝李自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