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炉是砖瓦生产中最重要的技术设备。以往对砖瓦窑的研究缺乏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综合运用考古学、统计学和陶瓷工艺学的理论，分析秦汉时期砖窑的技术特点，进而探讨这一时期的技术交流。秦汉时期砖窑规模较周代明显增大，单窑产量大幅增加。这一现象与秦汉时期砖瓦的广泛应用密切相关。在砖窑建筑技术方面，秦汉时期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技术规范，相互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相比之下，周代不同地区的建筑技术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异性。此外，与周代相比，秦汉砖窑类型的共性明显更大。种种迹象表明，秦汉时期砖窑技术有过广泛的交流，而且交流比周代更为密切。
中国有着悠久的制砖和应用历史。早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就出现了具有铺筑功能和现代物理概念的六面体烧结红砖[1]；中国最早的瓷砖出现在龙山文化时期[2]。在整个砖瓦生产史上，秦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砖瓦的发展进入了空之前的繁荣期。所生产的砖瓦不仅技术性能突出，而且款式众多，表面装饰多变，因此被誉为“秦砖汉瓦”。
在砖瓦生产中，烧成是最关键的技术环节，用于烧成的窑炉是最重要的技术设施。秦汉砖瓦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卓越的工艺性能，不容忽视。目前对秦汉砖瓦窑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砖瓦窑的类型学分析，以及对窑型发展序列、地域特征、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和探讨[3]。但至于窑炉的工艺水平(窑炉的结构特点和窑炉建造中遵循的技术规范，即窑的不同功能单元如火室、窑床、烟道等的相对尺寸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便为烧砖提供充足的能量)，由于缺乏研究方法，很难达到目的。显然，砖窑是一种重要的技术设施和手工业遗迹，对其技术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其意义毋庸置疑。
鉴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试图综合运用考古学、统计学和陶瓷工艺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秦汉砖窑的技术水平和交流进行探讨。本文的研究思路对其他古陶瓷窑炉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秦汉砖窑的类型
目前秦汉时期的砖窑有近700座。其中，河南省数量最多，达到200余家；旁边是陕西省，大约有170个座位。其他地区:北京50、山东44、河北30、重庆25、辽宁20、浙江20、湖北20、广西20、内蒙古15、贵州13、湖南11、山西9、天津6、甘肃5、四川5、安徽3、福建3、宁夏2、江西1 [4]。秦汉时期的砖窑数量与周代(约130座)相比，呈现井喷态势。
根据火焰在窑内流动方式的不同，秦汉砖窑可分为三类:升焰室窑(排烟系统位于窑顶)、半倒焰窑(内部结构与升焰室窑相同，但排烟系统位于窑后)和长窑(类似于龙窑，但建于平地而非山坡)[5]。其中，可用于类型学分析的窑数约为225座，包括9座升焰室窑、215座半倒焰窑和1座长窑。周代使用的垂直窑洞从未被发现。
根据窑室平面形状(火室+窑床，不包括排烟系统和操作坑)的不同，秦汉升焰室窑可分为A(马蹄形)、B(瓶形)、C(漏斗形)、D(长方形)、E(塞形)五种。半焰窑可分为十种:A(瓶)、B(马蹄形)、C(漏斗形)、D(椭圆形)、E(方形)、F(梨形)、G(杵形)、H(扁平形)、I(圆形)、J(塞形)。部分类型因内部结构(炉缸或窑床平面形状)不同，可分为若干亚型和公式[6]。
与周代相比，秦汉砖窑的类型发生了显著变化。周代无论是升焰的室窑还是半倒焰窑，主要形制都是椭圆形窑；秦汉时期，椭圆形窑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最终在东汉中后期消亡，而瓶形窑和马蹄形窑成为主要类型。此外，半倒焰窑排烟系统的变化也很明显。周半倒焰窑的排烟系统以单烟道为主，多烟道只占很小比例；秦汉时期，单烟道窑的比例大大降低。多烟道(多于2个烟道，主要是3个烟道，每个烟道在表面上形成一个出口)和合流烟道(多烟道，几个烟道在表面上逐渐合并成一个，在表面上形成一个出口)成为主流形式。此外，还出现了烟室系统(烟室立面呈倒漏斗状，下大上小，底宽一般与窑室相等)。上升室窑和半逆焰窑的结构示意图见图1 [7]。
二、秦汉砖窑的结构特点
利用AutoCAD软件，测量了窑炉的炉膛、炉膛、烟道(烟室)和窑室的面积。测量所用的样品都是部分保存完好，并绘有平面和剖面图的窑。燃烧室测量其上口面积；测量窑床表面积；窑室面积是火室和窑床面积之和；烟道(烟室)是半倒焰窑的烟道(烟室)，升焰室窑的烟囱或排烟口位于窑顶，已不存在，无法测量。如果半焰窑的烟道只剩下底部，测量底部面积；如果预留多，但上下截面积基本相同，则只测底面积；如果上下厚度不同(下厚度向上变细)，分别测量底部和上口的面积，然后取其平均值。对于有多个烟道和会聚烟道的窑炉，分别测量每个烟道的面积，然后求和。烟系统窑，分别测量其底部和上口面积并取平均值。对于测量，来自升焰室窑的样品数量为8，来自半倒焰窑的样品数量为152。只有一个长窑样本，缺乏统计意义，这里不讨论。
获得数据后，利用Origin绘图软件绘制相关图表，探究该窑的结构特征。
(一)上升火焰室窑
分析表明，秦汉时期升焰室窑的室面积最高值为8.153 m2，最低值为0.312m2，平均值为2.240m2；窑床面积，最高和最低值分别为14.642和1.502m2，平均值为6.033m2；窑面积，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为22.795和1.814m2，平均值为8.274m2相比之下，秦汉升焰室窑的窑床和窑室面积明显大于周代同类窑[8]。
(2)半倒焰窑
分析表明，秦汉半逆焰窑的火室面积最高值为3.813 m2，最低值为0.399m2，平均值为1.992m2；窑床面积，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为9.663和0.948m2，平均值为5.105m2；窑区，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为12.941和1.596m2，平均值为7.080m2；烟道面积，最高值和最低值分别为1.025和0.027m2，平均值为0.206m2，这一时期半逆焰窑的结构面积也比周代大。
由于半反焰窑的样品数量较多，为了观察这种窑型结构的变化规律，专门用Origin软件制作了半反焰窑各部分面积分布直方图(图2)。如图2 ∶1所示，半反焰窑炉膛面积分布呈现明显的正态分布趋势，即在一组数据中，数值与均值之差的绝对值越小，样本越多，绝对值越大，样本越少。所有样品的分布曲线都呈中间高，两端逐渐降低，完全对称的钟形曲线。图2、图2、图3显示，窑床和窑室面积的分布也呈现一定的正态分布趋势，但接近均值的样本与曲线的吻合度略差。这些现象表明，虽然秦汉砖窑的规格差异很大，但绝大多数窑都选择了中等规格，这可能与中等规格的窑能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有关。从图2.4可以看出，烟道(烟室)面积的分布未呈现正态分布趋势，大部分样品的烟道(烟室)面积在小于0.2m2的范围内
如前所述，秦汉半逆焰窑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排烟系统的改进。为了考察不同排烟系统的窑炉之间的差异，用Origin软件绘制了不同排烟系统的半反焰窑炉各部分面积和比例的箱线图(图3)。如图3 ∶1和图2所示，不同排烟系统的半反焰窑的火室和窑床面积分布范围基本相同，但差别不大；但在火室和窑床面积的平均值上(图中彩色矩形框内用□表示)，从单烟道、多烟道、组合烟道到烟室窑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单烟道窑与其他三种窑有较大区别。如图3 ∶3所示，几组样品的这一参数在烟道(烟室)面积上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特别是烟室窑，其烟室面积明显高于其他三组窑。此外，在烟道(烟室)与窑床的比例上(图3 ∶4)，单烟道与多烟道窑基本相同，组合烟道窑略高于前两者，烟室窑明显高于其他三者。
三、秦汉砖窑建筑技术规范
利用Origin软件绘制出窑体各部分面积和各部分面积比的散点图，从而考察各种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进而探讨秦汉砖窑建造中遵循的技术规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上焰室窑没有烟道面积和烟道与火室比例的数据，所以只有火室和窑床面积的散点图。
(一)上升火焰室窑
图4: 1、图2分别是秦汉升焰室窑按不同形制和出土面积的炉膛与床面关系散点图。总体来看，大部分样本的炉膛面积与炉膛面积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炉膛面积随着炉膛面积的增大而增大。而周代这类窑的样品在图中分布在两个明显不同的区域，烧室与窑床区域的相关性较差[9]，与秦汉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
就发现数量而言，秦汉升焰室窑为10座，占全部窑的1.6%。周代此类窑为14座，占16.7%，明显高于秦汉时期。从这一点来看，与周朝相比，秦汉时期发现的升焰室窑虽然数量和比例大大减少，但这类窑的建造技术的标准化程度却大大提高，基本上遵循了随着窑床面积的增加，火室面积也随之增加的原则，以满足因产量增加而对更高能量的需求。
由于秦汉时期的室窑样品数量较少，分成不同形状和区域后就更少，很难深入分析不同形状和区域样品的特征。就现有资料来看，不同形状、不同地域的样品在图中基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特异性，这也反映出秦汉时期的升焰室窑建筑技术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标准。
(2)半倒焰窑
秦汉时期有大量的半逆焰窑。如果同时对所有样本进行对比分析，不利于观察样本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不同排烟系统的半反焰窑在某些方面是有所区别的，有些差别很大。因此，根据排烟系统的不同，将半反焰窑分为单烟道、多烟道、组合烟道和烟室窑四组样品，分别进行分析。
1.单烟道炉
图5是秦汉单烟道窑各部分面积和比例按其形状的散点图。总体来看，如图5 ∶1和图2所示，大部分样本与炉膛和烟道面积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炉膛面积随着炉膛和烟道面积的增大而增大。从图5 . 3可以看出，大多数样品的烟道面积和窑床面积也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从图5 ∶4可以看出，大部分样本显示出窑床面积与烟道/燃烧室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现代陶瓷技术理论指出，陶瓷(包括各种瓷、陶、砖等粘土基制品)的烧成过程，实际上是燃料燃烧并将热量传递给制品的过程。燃料的燃烧依靠空气体。因此，窑内气体的流动对燃烧和传热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古代的烧窑工被称为“火神”，“风”是指窑中气体的流动，“火”是指燃料的燃烧。善于用风用火是合格窑工的必备技能[10]。在陶瓷窑炉中，窑床是放置坯体的地方；燃烧室是燃烧燃料以提供产品燃烧所需能量的地方；烟道有抽力，可以循环窑内空气体，提供燃料燃烧所需的氧气，排出窑内烟气。随着窑床面积的增加，单窑的燃烧能力也增加；随着发火量的增加，发火所需的能量也会相应增加。为了提高能量供应，增加火室面积以容纳更多的燃料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但同时燃料的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氧气使其充分燃烧，因此需要增加烟道的抽力以促进空气体的流动。现代陶瓷、砖瓦生产技术的研究表明，烟道的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烟道内烟气的平均温度、窑外空气体的密度和烟道的体积，而烟道的体积取决于烟道的高度和横截面积[11]。当烟道内烟气温度、窑外空气体密度和烟道高度一定时，增加烟道截面积可以增加烟道容积和抽力，从而促进空气体的流动和燃料的充分燃烧。
根据现代陶瓷技术理论，从图5反映的情况来看，秦汉时期，砖窑工人明显认识到单烟道半逆焰窑不同功能单元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砖制品烧制的影响。在建窑的时候，窑工就已经考虑到了烧砖的能量需求，按照一定的技术规范，根据窑床面积的变化，或者窑产量的多少，相应地调整火室和烟道面积，为产品的烧成提供充足的能量。但是，燃烧室和烟道之间的变化范围并不一致。一般来说，烟道的增幅小于火室的增幅，因此窑床面积与烟道/火室比呈负相关。
作者研究了周代砖窑技术。发现周代的半下焰窑(以单烟道窑为主，多烟道窑只占很小比例)在建造技术上也形成了一定的技术规范，但总体来看，与秦汉相比，周代的技术规范稍差，尤其是火室与烟道面积没有明显的相关性[12]。
至于样品分布与形状的关系，如图5所示，不同形状的单烟道窑在每张图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特异性，即不存在某种形状的样品分布在特定区域的现象。这一现象反映出在这一时期，单烟道半逆焰窑的建造技术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标准。
图6是秦汉单烟道窑各部分按出土面积关系散点图。由于几幅图中不同地区的样品分布基本相同，这里只列出整体相关性较明显的两幅图，另外两幅没有列出(下面多烟道、合流烟道、烟室窑也是如此)。如图所示，不同地区出土的瓷窑在图中呈交叉分布的态势，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考虑到几幅图中显示的出土地区是按当代行政区划划分的，与古代特别是更早期的行政区划有所不同，技术的交流也未必按行政区划进行。因此，作者对样本进行了更细致的观察。在新一轮的观察中，打破现代行政区划的界限，着眼于河山等地理条件可能产生的影响，观察不同地方单烟道窑的技术关联，未发现不同地区窑之间有明显差异。这一现象说明秦汉时期，各地单烟道制砖窑的建造技术有过广泛的交流，不同地区已经形成了大体一致的建造技术规范。但对周代单烟道窑的分析表明，周代单烟道窑的分布特征与其所在地区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即不同地区的样品分布在特定的地区，这说明周代砖窑的技术交流并不广泛，不同地区的这些窑在建造技术上大多具有一定的特异性[13]。由此看来，秦汉时期与周朝相比，不仅在窑型和结构上有明显的变化，而且各地之间的技术交流程度也明显更加广泛和深入。
2.多烟道窑
图7是秦汉多管窑各部分按形状关系的散点图。总体来看，如图7 ∶1所示，大部分样本在火室和窑床区域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7 ∶2和图3表明，大多数样品的燃烧室与烟道、烟道与窑床的面积也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些方面，多烟道窑和单烟道窑的情况是一样的。如图7 ∶4所示，床面积与烟道/炉膛比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这与单烟道窑不同。
至于样品分布与形状的相关性，如图7所示，大多数不同形状的多烟道窑在图中呈交叉分布趋势，但没有表现出特异性。个别窑呈Db形，窑室平面呈椭圆形，后部有两个烟道，在图中集中分布，在图7 ∶1和图3的上部区域，在图7 ∶2和图4的下部位置，表现出一定的特异性。这种Db窑在窑后有两个烟道，与其他三烟道多烟道窑不同。此外，另一种类型的窑，即杵状窑室平面、窑尾有两条烟道的Ga型I窑，在图中分布集中，与Db窑非常接近。此外，Ga-I型窑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与大多数其他样品不同。例如，在图7 ∶1和图3中，Ga-I型窑显示出很强的负相关性，这与大多数其他形状样品之间的正相关性相反。考虑到Db型和Ga型I型窑只在辽宁省绥中县姜女石遗址[14]发现，其他地区未见，虽然这两类窑的样本量相对较小，但它们在图中的分布特征除了反映窑体结构外，应该与地域特征有关。
图8是以出土面积划分的秦汉多道窑各部分面积及比例关系散点图。如图所示，大部分地区的窑炉在图中呈现交叉分布的情况，未能体现出区域特异性。辽宁、天津、陕西、湖北、重庆等少数地方的样本分布在图中的集中区域。如图8: 1所示，天津的样品分布在底部，窑型有Bb型ⅰ和Hb型，均见于天津城关镇大桃园[15]，其中Hb型为当地特有。辽宁的样品都分布在图的上部，形状有Db型和Ga型ⅰ、ⅱ型，均见于辽宁省绥中县姜女石遗址[16]，基本都是当地特有的形状。另外，从图中可以看出，辽宁样本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这与其他样本基本为正相关的情况不同。结合这一时期各地砖窑类型明显趋同，但部分地区仍采用地方特色类型，可以认为秦汉时期大部分地区的多烟道砖窑建造技术虽然遵循了基本一致的原则，但部分地区仍保持了一定的特异性。
3.会聚烟道炉
图9是秦汉合流烟道窑各部分按其形状的面积和比例关系散点图。整体来看，如图9 ∶1所示，合流烟道窑在火室与窑床面积的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9、图2和图3显示，大多数样本还显示出与燃烧室和烟道的面积以及烟道和窑床的面积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在这些方面，合流制烟道窑与单烟道窑和多烟道窑相同。图9: 4显示大部分样本在窑床面积与烟道/火室比的关系上呈现明显的负相关，与单烟道窑相同，但与多烟道窑不同。
关于样品分布情况与形状的关系，从图9可以看出，几种不同形状的合流烟道窑有一定的分布特征。比如Cc型和Fb型在几个图中基本都分布在主区域之外。但这两类窑只有一个样本，缺乏统计意义。它们的分布特征是否意味着它们有着不同于其他类型窑的建造技术规范，目前还很难下定论。公元前一、二窑的分布区域在图中非常接近，两窑的整体分布区域也比较集中；相比之下，图中交流电窑的分布较为分散。但Bc窑和Ac窑在应用领域的普遍性上基本相同，南北方很多地区都有。从这一点来看，虽然都是合流烟道窑，但窑室近乎马蹄形的Bc窑在技术规格上要比瓶形窑室的Ac窑严格。
图10是秦汉合流烟道窑不同部位按出土面积的关系散点图。如图所示，大部分地区的合流制烟道窑在图中呈交叉分布，分布情况与地区无明显相关性。来自山西等个别地区的4个样品(3个Acⅱ型和1个Bcⅱ型)基本分布在图中样品主要区域的边缘；在图8中，来自山西的一个样本(Bb型ⅰ)也分布在主要区域的边缘。这一现象反映出山西合流烟道和多烟道窑在建造技术规范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4.烟室窑
图11是秦汉烟室窑各部分面积和比例关系按其形状的散点图。总的来说，如图11 ∶1和图2所示，火室与炉膛之间，火室与烟室面积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然而，与单烟道、多烟道和组合烟道窑相比，烟室窑的关联度似乎较低。同时，如图11 ∶3所示，烟室窑在烟室与窑床面积的关系上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超过了其他三种排烟系统窑。而床面积与烟室与火室之比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图11 ∶4)。
关于样品分布与形状的关系，从图1-1可以看出，图中不同形状的烟室窑分布基本上是不规则的。但由于烟室窑的样品数量普遍较少，分成不同形状后数量更少，所以对其建造的技术规范仍难以作出较为客观的推断。
图12是秦汉烟室制半逆焰窑各部分按出土面积的面积和比例关系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样本在图中是交叉分布的，分布情况和地区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四。讨论和结论
(一)砖窑的烧成容积
从窑型来看，秦汉时期上焰室窑和半下焰窑的平均窑床面积分别为6.033和5.105m2，而周代这两类窑的平均窑床面积分别为2.752和4.544 m2 [17]，说明秦汉砖窑的单窑产量较周代有所增加。因为大部分窑的屋顶已经消失，所以无法计算出烧成室(即窑床上部空)的容积。假设周代和秦汉两类窑的窑顶高度相同，秦汉升焰室窑和半倒焰窑的烧室容积大致分别是周代同类窑的2.192倍和1.123倍。结合秦汉时期砖窑数量剧增的现象，可以反映出秦汉时期砖的使用更加广泛，市场对砖材的需求明显增加。
到了周代，砖瓦材料还没有广泛使用。考古发掘表明，周代的砖瓦主要用于一些重要城址和宫殿建筑的建造，特别是周朝皇室和各诸侯国的都城，如周元和周公庙遗址[18]、洛阳东周王城遗址[19]、金盾新田遗址[20]、楚都济南城遗址[21]、郑韩故城遗址[22]和中山灵寿城遗址[23]在这种情况下 不难理解，周代发现的砖窑数量不多，窑型也相对较小。 相比之下，秦汉时期，砖瓦材料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大，不仅用于都城和宫殿建筑[25]，还用于地方建筑和墓葬[26]。所以秦汉时期对砖瓦的需求大增，相应的砖窑数量也急剧增加，窑的规模也相应增大，单窑产量增加，以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
(2)砖窑建设技术规范和地区间技术交流
秦汉时期，砖窑多按一定的技术规格建造，以满足产品烧制时的能源需求。
秦汉时期，炉床面积与炉床面积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炉床面积随着炉床面积的增加而增加。与周代相比，秦汉升焰室窑的炉缸面积与炉缸面积的相关性显著增强，这表明秦汉时期这类窑的应用虽然大大减少，但其建造中遵循的技术规范更为严格和统一。
半焰窑是秦汉时期最重要的砖窑类型。这类窑在周代就有使用，但周代这类窑的排烟系统以单烟道为主，多烟道只占很小比例。相比之下，秦汉单烟道半逆焰窑基本继承了周代同类窑的建造技术，都遵循着随着窑床面积的增大，火室和烟道面积也随之增大的原则。而秦汉单烟道半逆焰窑的火室、床与烟道面积的相关性更为明显，表明此时的单烟道窑建造技术更为规范。
周垛烟道和合流烟道窑很少见到，出现较晚，仅在战国中后期应用[27]；到了秦汉时期，这两种排烟系统的窑炉已经成为主流[28]。与单烟道窑一样，大多数多烟道和会聚烟道窑在燃烧室、烟道面积和窑床面积的关系上也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多烟道和汇聚烟道窑炉毕竟形式不同，使用这两种排烟系统的窑炉在某些方面也有所不同。大多数会聚烟道窑的床面积与烟道/燃烧室比值呈负相关，而多烟道窑的相关性不明显。
烟室制度是秦汉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排烟形式。与其他三种排烟系统一样，烟室窑与炉膛、床和烟室面积呈正相关，但相关程度似乎有所降低。而烟室与窑床面积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关联度明显高于其他三种排烟系统窑。这种差异显然是由吸烟室与其他三种排烟系统的巨大差异造成的。这也充分说明窑工们根据不同类型窑的结构特点，在建造技术规范上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整。
对窑的分布情况与其形制关系的分析表明，除少数形制外，大部分窑没有特异性，这说明虽然形制差异很大，但不同窑大多遵循相同或相近的技术规范。对窑址分布情况与土地面积关系的分析也表明，大部分地区的窑址没有特色，反映了这一时期各地砖窑建筑技术的统一性和规范性。
从类型学研究的角度看，秦汉砖窑呈现出共性大于特殊性的特点，即大部分地区使用的类型相似甚至相同[29]；另一方面，周代砖瓦窑的特点是特征大于共性，即大部分地区使用的窑都是当地特有的类型[30]。另外，如前所述，周代半倒焰窑的排烟系统以单烟道为主，多烟道和合流烟道只占很小比例，所以没有采用烟室系统。秦汉时期，单烟道系统仅少量使用，多烟道和合流烟道成为主流，烟室系统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单烟道的抽力相对较小，且由于位于窑背中部，窑内不同部位温差较大；相比之下，多烟道和收敛烟道均匀分布在窑后部，烟室宽度与窑室后壁宽度相等，不仅使抽气力更大，而且使窑内不同部位的温度分布更均匀，是窑技术的显著进步。
综上所述，与周代相比，秦汉时期不仅在砖窑的类型和结构上有了更大的进步，而且对窑结构的功能和相互关系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一时期的砖窑类型虽然丰富多样，结构差异明显，但发现地区遍布大江南北，不同地区的窑型和结构也有一定差异，但大多遵循相同或相近的建造技术规范。所以似乎可以说，周朝是建造砖窑技术规范的形成期，而秦汉则进入成熟期。结合类型学研究的成果，可以认为秦汉时期不同地区存在广泛的砖窑技术交流，而且这种技术交流的密切程度明显大于周代。
